与杜威齐名的当代教育实践家经典力作
45所学校提高升XUE率的6大核心策略
培育成绩好、创造力强、内驱力足的学生
《如何让孩子爱上学校》
(平装)
（LovingLearning）
美国普利西学校总校长、美国亚洲协会全球教育中xin前高ji顾问李克立
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刘坚
爱哲教育创办人、北京爱哲安民未来学校校长马志娟
日日新学堂校长大车联袂推荐
[基本信息]
l分类：教育创新
l书名：《如何让孩子爱上学校》(Loving Learning)
l作者：(美)汤姆·利特尔（TOM LITTLE）
凯瑟琳·埃里森（KATHERINE ELLISON）
l译者：顾远马鸣燕
l定价：79.90元
l开本：16K
l页码：228页
l字数：19.6万
l印张：14.25
l出版时间：2022年9月
l策划编辑：方妍
l责编：崔明
l出版社：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l图书品牌：湛庐文化·心视界
lISBN:9787572243011
lCIP:Ⅰ. ①如… Ⅱ. ①汤… ②凯…③顾… ④马… Ⅲ. ①教育心理学 Ⅳ. ①G44
[营销标题]
与杜威齐名的当代教育实践家经典力作
45所学校提高升XUE率的6大核心策略
培育成绩好、创造力强、内驱力足的学生
[内容简介]
有这样一所学校：
•他们从平凡普通到颇受欢迎，最后备受哈佛青睐；
•他们的学生从“问题学生”变成别具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学生；
•他们不挑生源，没有标准化考试，大学录取率高出全美平均大学入学比例百分之30；
•他们从不强迫学生学习，却能让每个学生都发自内心的爱上学习，爱上学校；
•哈佛教育学院每年4次访问这所学校，在他们的学生身上寻找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起源。
这就是帕克走读学校，一所被哈佛知名教育项目“零点计划”称为理想合作伙伴的进步主义代表学校。
本书就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杰出代言人、同时也是帕克走读学校校长汤姆·利特尔的遗作，是利特尔毕生教育经验的总结。
在淘汰机制驱动的大环境下，为了在标准化考试中提高学生的成绩，学校拼命挤压学生的时间；学生群体中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对考试成绩、升xue率的追赶并没有培养出更成功或更快乐的孩子。利特尔认为解决当前教育困境的答案就是“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他在走访了45所美国别具创新力的学校之后，总结出了让理想教育成为现实的6大核心策略。
其实好的学校与生源好坏无关，与家长素质无关，不必拥有多少“大楼”和“大师”，而是让所有孩子都爱上学校，让再普通的孩子都能获得成功。
[编辑推荐]
l哈佛教育项目实践校校长、与杜威齐名的教育实践家汤姆·利特尔毕生教育经验
l替你走访45所美国别具创新力的学校，为你总结6大核心策略，给中国的教育者带来打造高质量学校的落地方案
•创设舒服的教室环境
•首先遵循学生的兴趣，让学习在体验中发生
•打造以“关系”为核心的学习社群，关注情感永远大于智力发展
•利用科技的力量，让学习更快乐
•给考试排名降降温
•持续关注社会正义
l好的学校与生源好坏无关，与家长素质无关，不必拥有多少“大楼”和“大师”，而是让所有孩子都爱上学校，让再普通的孩子都能获得成功。
●湛庐文化出品。
[作者简介]
汤姆•利特尔（TomLittle）
●与约翰·杜威齐名的美国教育实践家，美国进步主义教育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带领一批进步主义教育的骨干教师，推动美国教育气候发生转变，创造出以儿童为中xin、讲发展、重经验的教育环境。
●曾担任加州奥克兰市的帕克走读学校校长达27年，该校被哈佛知名教育项目“零点计划”称为理想合作伙伴。哈佛大学每年4次到访该校，在他们的学生身上寻找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起源。
凯瑟琳•埃里森（KatherineEllison）
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前驻外记者，著有七本书。
[各方赞誉]
一部进步主义教育的经典作品终于有了中文译本！它将启发教育者为世界上更多的学生提供更有意义的学习，让学生在这个瞬息万变、高度复杂和互相联结的世界里幸福生活，大展宏图。二位译者深耕教育多年，对教育的核心原则有深刻的理解。通过这本书，你会理解想象、探索和社区的力量——塑造孩子对世界的理解和投入。这是一部21世纪教育变革的必读书目！
——李克立（Chris Livaccari）
美国普利西学校总校长
美国亚洲协会全球教育中xin前高ji顾问
又一个教育的童话世界：他们从不强迫学生学习，但每个学生都着迷于对未知世界的追求。对于广大一线教师和校长来说，这本书中的丰富案例是优质的课程资源，将激发你更多实践教育创新的新尝试、新模型。这是教育创新实践者的必读书目！
——刘坚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xin首xi专家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100年前出现的进步主义教育在美国当代中小学中留下的遗产。作者遍访全美45所进步主义学校，提供了大量真实的学习场景，让我们得以对各种源于进步主义思想的创新教育新名词归本溯源，同时照见未来教育这条荆棘之路的坐标和灯塔。
——马志娟博士
爱哲教育创办人
北京爱哲安民未来学校校长
家长们该读这本书，他们会看到秉承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学校如何让大多数的学生可以绽放自我、全方面成长、活出生命力。教育实践者该读这本书，他们会看到推动教育创新时遇到的困难和质疑，美国的同行们也在经历。创新的价值之一，就在于质疑和被质疑。很高兴看到这本书面世，可以为我们继续开展符合孩子天性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大车
日日新学堂校长
[目录]
开篇教育的真谛：让孩子爱上学校
第1章教室里的魔毯：创设舒适的学习环境
第2章打开孩子感官：遵循兴趣，让学习在体验中发生
第3章一起围个魔法圈：打造以“关系”为核心的学习社区
第4章设计自己的故事板：利用科技的魅力让学习更快乐
第5章尝尝这碗汤：给考试排名降降温
第6章一封请愿书：持续关注社会正义
尾声教育的进化：在失败中不断前进
结 语回到未来
后记
附录1
附录2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译者后记
[引言]
走进帕克走读学校
反对从上面的灌输，主张表现个性和培养个性；反对外部纪律，主张自由活动；反对向教科书和教师学习，主张从经验中学习；反对通过训练获得孤立的技能和技术，主张把技能和技术当作达到直接的切身需要的手段；反对或多或少地为遥远的未来做准备，主张尽量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机会；反对固定的目的和教材，主张熟悉变化着的世界。
——约翰·杜威，
《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38 年
跟我来参观帕克走读学校吧！在过去的38 年里我有幸在此工作，先是做老师，后来成为校长。学校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中心占地约1.6公顷的林荫地中，自创校以来，这里始终是一片培养孩子好奇心和创造力的绿洲，也是一片为美国教育的危机和挑战提供智慧解决方案的试验田。
除非你不怎么看长篇新闻报道，否则你应该已经了解到，美国的教育体系正深陷危局。为了在政府规定的标准化考试中提高学生的成绩，学校拼命挤压学生的时间，缩减美术课、音乐课和体育课的课时，甚至缩减了课间休息和午餐的时间。但是，这些考试并没有培养出更成功或更快乐的孩子。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做法都事与愿违。
美国每年有超过130 万的学生从高中辍学1，而近一半升入大学的学生没有完成学业。在2009 年的一项全球评估中，美国青少年的科学和数学水平在34 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25 位。2 这一现象早已经露出了苗头。与此同时，企业界也在抱怨年轻的求职者缺乏21 世纪人才所应具备的核心素质，如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他们还认为那些年轻人不善于合作，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想法。
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同样令人担忧。3 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孩子试图通过服用兴奋剂来提高自己的考试成绩。
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自己教育的缺陷，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听说了那些全球教育新明星国家的事迹。最近几年，芬兰、中国、新加坡、韩国的孩子常常在国际测试中胜过美国的孩子。专家告诉我们必须向这些国家学习，才能帮助美国的孩子提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
我深深地觉得，这些想法只会让人误入歧途。我们不需要到世界另一边去寻找解决教育困境的方法。所有我们想知道的答案，都近在咫尺。
事实上，美国掌握这些答案已经有100 多年了。
为了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我想向你展示帕克走读学校所运用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在美国历史中已被证明有效，同时也为美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因此，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穿过奥克兰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经过一排树篱和铁丝网围栏，来到帕克走读学校的大门前。
我保证，我会尊重你的时间，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时间宝贵。2013 年8月，医生确诊我患有四期骨癌，并告知我最多还能活1 年。过去的20 年里，我纯粹凭着兴趣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这本书。而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迫切地想要将其完稿。我的用意并不是要为自己的毕生心血留下什么记录。我想做的是，用帕克走读学校和其他学校的成功经验，为美国最紧迫的教育困境提出解决方案，同时找回学习的快乐。
大门已打开。
让我们出发吧！
参观开始
帕克走读学校位于硅谷日益扩展的外围地区，靠近皮克斯动画公司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比之下，这所小型私立学校的校园看起来很古朴。灰泥红瓦的西班牙式建筑设计于1928 年，楼前的院子里挺立着高大的松树和粗壮的玉兰，它们的年岁比楼更老。这栋楼最早作为孤儿院使用，现在学校的大多数教室都设在这里。倘若你在课间或午饭时在院子里停留片刻，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会让你恍若回到过去。
你极少会看到有孩子正孤零零地站着。相反，孩子们有的正排着队等待上攀爬架，有的则手拉手或肩并肩地闲逛，还有的一起蹲在地上察看菜地里的胡萝卜或禽舍里的小鸡们的长势。就连我们这里最年长的孩子们都常常围着旧木亭追逐打闹。在别的学校，孩子到了这个年纪一般只会你一帮我一伙地在角落里杵着。而我们的孩子多半是在玩一个叫“大搜捕”的捉人游戏。从言行里就能看出，他们仍然是孩子。
现在，请你移步走廊，尽管往教室里看。你可能会马上注意到，学生大多都没坐在课桌前。与如今绝大多数公立学校，甚至大部分私立学校不同，帕克走读学校严格禁止进行公立学校里的那种强制性的标准化考试，这就给实践性学习留出了大量额外的时间。在帕克走读学校，你很少会看到老师在前面讲课，学生规规矩矩地坐着认真听讲的场面。你更有可能看到的是学生正动手混合不同的原料来制作无毒的家用清洁剂，或者为学校设计雨水收集系统，或者正磨着麦子准备来烤午饭吃的松饼。有的学生可能在排练自己写的剧本，扮演时间旅行者或是发明家。有的学生围成一圈，通过设计一个罗盘来学习指南针的使用方法。你确实能看到学生们或围坐在地毯上，或瘫坐在懒人沙发里，他们可能在开班会，也可能在读书给彼此听。
如果你在校园里待的时间足够长，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会每年4 次参观帕克走读学校，来研究儿童的创造力发展。在这个匆匆忙忙的世界里，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们能有宝贵的闲暇时间来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并享受在这个社区的生活，我们为此深感骄傲。
举全村之力
奥克兰是美国治安最差的城市之一。近年来，抢劫和车辆盗窃的案件数量一直高居全美第一，谋杀率则居全美前十。尽管如此，在帕克走读学校，构成极其多元的群体始终能够和谐共处。
帕克走读学校的家长群体包括消防员、幼儿保育员、畅销书作家、机械工人、图像艺术家、领政府救济者、记者以及大学教授。也就是说，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带着丰富的民族、宗教多元性。我们有意识地努力保持学生家庭背景的多元性，因为让学生分享不同的生活经历，有助于弥合社会鸿沟，这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价值。
帕克走读学校的毕业生90% 以上都上了大学，而全美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为68%。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成为工程师、律师、企业主、社工、演员、艺术家和厨师。帕克走读学校的校友中还有一位智利的流行歌手、几位成功的作家、几名教师、至少三位大学教授以及两位公立学校的校长。特别值得骄傲的一点是，相比其他学校，帕克走读学校的校友里有更高比例的人成为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包括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现任总干事助理。
在最近毕业的校友里有两个身世特殊的男孩。兰萨纳·拉皮亚（Lansana Lapia）出生于塞拉利昂，母亲去世后，他的腿被眼镜蛇咬伤，最终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萨利赫·哈拉夫（Saleh Khalaf）出生于伊拉克，他因误将一枚亮黄的集束炸弹当成玩具捡起来，而被炸伤双手和一只眼睛，随后被紧急空运至奥克兰儿童医院进行救治。在他们接受危重伤势治疗以及疗愈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的过程中，帕克走读学校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勇气和毅力给他们的同学上了难忘的一课。他们的故事我在后文中还会更详细地讲述。
这样的交流彰显了学校这个小社区的能力，也提醒我们，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社区是多么重要。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会在后文详细描述。无论这听起来有多反主流文化，大量的科学研究已证实，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值得信赖的人际关系绝不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事实上，这样的人际关系对高质量的教育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当代人却面临着人际关系带来的很多苦恼。随着美国人和他们的大家庭以及社交俱乐部越发疏远，学校已经成为社会的核心场所。毕竟这里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家庭成员受法律的约束，至少在几年内，需要定期出现在这里。更重要的是，那些最隐秘和揪心的家庭问题往往最先在学校浮出水面：老师可能会发现一个女孩的自残行为，或得知一个男孩正在遭受身体上的虐待。也是在这里，大部分家长首次了解到他们的孩子存在严重的学习或行为问题，而这些问题也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最后，还是在这里，一家人最有可能找到应对问题的有效手段。
多年来，遇到危机的家长们向我求助的方式常常会令我感到惊讶。我曾受邀在至少6 位学生或家长的葬礼上致挽词，有的葬礼就在校园里举行。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9·11”恐怖袭击事件当天，许多本地学校都提前放学了，我们却把大门敞开。很多大人和孩子涌入校园，在这里彼此寻求安慰。对于许多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的家庭来说，学校这样做并不奇怪。
小菜一碟
1976 年7 月，我来到了这个日后会变成帕克走读学校的教育实验地点。时年22 岁的我，正在读研，顶着红色的爆炸头，蓄着密匝匝的小胡子，还戴着牙箍。
那个年代，公共教育的各种可能性让人无比兴奋。教育机构时隔多年，重新发掘了瑞士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的理论。皮亚杰说：“教育的意义是培养创造者……你必须造就发明家、革新者，而不是墨守成规的人。”维果茨基也说：“乖巧听话的好孩子，长大以后很少会成为热情洋溢的人、大有成就的人、情感丰富的人，甚至思想深刻和个性鲜明的人。”
当时，“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策略刚刚开始流行。追随着20 世纪60年代末从英国传来的风潮，美国的一些学校建造了无围墙的教室，学生凭兴趣在不同的“学习站”之间穿梭。作为我在圣弗朗西斯科州立大学教师资格认证项目的一部分，我与一位目光远大的公立学校教师罗尼·霍华德（Roni Howard）一起工作。他的六年级教室像个梦想游乐场，11 岁的孩子们在里面用木头搭了一个迷宫，训练一组褐家鼠。
在奥克兰，一群有理想的家长和老师刚从一所私立学校中脱离出来，在雅各之家正统犹太教会堂自己开了一个班，学校的名字就来自会堂所在的帕克大道。新任主管格丽·夏皮罗（Gerri Shapiro）从我的大学导师那里听说了我，于是邀请我去“帮忙”。
“我们付不起工资。”她告诉我。
我还是去了。在花了一天时间粉刷新学校的墙壁之后，我就心甘情愿地为之献上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当时最让我沉醉的是我和学校的创始教师之一苏珊·埃尔布（Susan Erb）开的第一个会。我很快就意识到她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教育者之一。高挑潇洒的埃尔布在家长面前从容不迫，到了孩子面前又可以马上变得天真烂漫。她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极少居高临下地俯视，而总是以蹲姿或跪姿平视他们，把孩子们的目光引向那些他们尚未发现的新奇玩意儿。她说院子里的树上住着仙子，连着骗了好几届的低年级学生：孩子们给仙子写信，而且总是能收到回信。在她的一年级教室里有个“魔法探测器”，是个小迪斯科灯球，每天早上她会把它打开照亮整间教室，来欢迎学生进入教室。
我马上就意识到，做埃尔布的徒弟比我读研究生能学到的东西更多。因此，我退出了硕士项目，同时指望着这份志愿者工作有朝一日会变成全职工作。
几周后，埃尔布和我又迎来了新队友，另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哈里特·科恩（Harriet Cohen）。她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告示板上看到了我们的招聘启事，对于我们而言真可谓三生有幸。科恩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学院，是音乐硕士，以前在纽约东哈莱姆区做幼儿园老师。她把对艺术的热爱和一种强烈的社会公正意识带进了与孩子们的相处之中。她和我们一样对教书充满热忱，我们三人后来成了学校的中坚力量，并持续了很多年。在接下来的30 年里，我们共同在帕克走读学校工作，哪怕学校的管理层和校址在创校初期不断变更，我们也始终维系着学校文化精神的延续。科恩在2009 年退休后，仍继续在帕克走读学校和附近的公立学校爱默生小学担任代课教师，直到70 多岁。
在那时，我当然不可能知道未来的30 年会发生什么。暑假很快就结束了，9 月份我们将学校墙壁粉刷一新，从废品站捡回别人丢弃的家具，又向那些校史悠久的学校募集了一些书籍。我们的主管夏皮罗和仓促组成校董会的家长们每人出了点钱，勉强凑齐了创校的资金，招来了22 名学生。他们时不时让我教一点课，但我的工作依然没有报酬。
整个过程中，埃尔布、科恩和我不停地讨论我们想要创建什么样的学校和社区。直到现在，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们仍旧会忍俊不禁：我们一边布置教室，一边抓住匆匆路过的夏皮罗，想问她对学校的新课程有什么计划，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话：“小菜一碟！”言下之意，那根本不是问题。
于是，我们就从无到有地编写了课程计划和日常作息，整合我们的异想天开、灵光一闪以及实际所需，拼凑出了这所学校的“惯例”。教室拥挤，资源有限，并且犹太教会堂每个星期五下午安息日礼拜的时候都要占用教室，这一切都迫使我们经常去校外上课。渐渐地，我们开始习惯于每个星期五带学生去附近的公园上课，当年的一些学生还一度误以为学校是因此而得名。
创校第一年的10 月，学生人数增加到28 人。我有了自己负责的班级，也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接下来的6 年里，学生人数增加了10 倍，学校在换了两个地方后，搬到了现在这个原本用作孤儿院的校园里，终于稳定了下来。1986 年，我被任命为学校的校长，当时我32 岁。后来，我的头发白了，我开始把它们剪得短短的。2013 年11 月，我刚过完60 岁生日，同时也正式宣布退休。不过如果不是因为患病，我会心甘情愿一直在这所学校干下去。
在近40 年时间里，我看着上百个年幼无知的幼儿园小朋友成长为有趣、有思想的少年，也看着许多焦虑不安的家长变得更加自信。同时，这所小小的私立学校肩负起越来越多的公共使命。除了在校园内实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也努力将价值观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正如我们的学校官网上说的那样：“我们相信一位优秀的学习者是充满自信、关心他人、有创造力的人。我们相信，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学生拥有在知识技能和社会视角的指导下，明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能力。”
当然，在实践中，我们用更为具体的方式应对当代美国学校面临的挑战。在这个应试教育的时代里，我们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到更高远的目标上，我们相信，相比于做不安的竞争者，如果学生们能成为有适应力的合作者，他们的生活会更积极向上、充实幸福。在这个学校课程越发标准化的社会里，我们关注和回应每个学生的个人兴趣，并鼓励学生爱上学习；在这个年轻人很容易变得玩世不恭的时代里，我们强调社会责任和行动。
这些做法从未妨碍学生上高中后取得好的成绩。相比于那些被多年高压考试摧残得筋疲力尽的学生们，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往往表现得更出色。许多人考入顶尖大学，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学生都找到了符合他们兴趣和需求的大学，过上了快乐且充实的生活。
如果帕克走读学校在小学阶段为学生提供的教育真的与主流文化相对立，也许社会需要重新思考主流文化给予我们的东西。
成功公式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帕克走读学校建校早期，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凭空构想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成功其实是有规则可循的。我们受直觉引导，即兴发挥，创想出各种策略，看它们会不会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出色的学习社区。无论做什么，我们都遵循着三个核心原则：孩子们的情感需求和发展与他们的学业进步对我们来说同等重要；我们竭力创设一个稳固且互相支持的社区；我们培养学生的社会正义感。
后来，在1995 年，我偶然在一场教育大会上了解到，帕克走读学校的核心教育模式原来沿袭了一种历史悠久、备受尊重、土生土长的美国教育哲学。它被称作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起源于20 世纪初的进步时代，那是美国最动荡而又充满希望的年代之一。好奇心很快就引导我找到了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撰写的关于进步主义教育史的经典著作《学校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这部经典巨著我读了又读，做了详尽的笔记，还买来催着同事们一起读。最终，我受克雷明的启发，开展了我自己的研究，发现原来在20 世纪的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大家以为是新鲜事物的“开放课堂”运动之前，进步主义教育者就已经致力于开创这条道路，而他们的工作几乎完全淹没在了历史中。他们设计的学校和我们的一样，同样注重对孩子情感和智力的培养。同样，他们也创设了强有力的、互相关心的社区，教育孩子要有社会正义感。
我了解得越多，越发现我们在帕克走读学校的工作与这些改革者的努力一脉相承，这让我震撼不已。我的同事们也和我一样受到激励，我们寻根溯源，和理念相似的学校建立了联系，很快我们便开始自豪地宣称，我们是一所秉承“进步主义”的学校。
我接下来的发现，就没那么鼓舞人心了。
进步主义教育理念曾经是美国学校中的主导力量，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妖魔化，因此严重衰退。一些反对者批判这些学校被左派占据，另一些反对者则责怪这些学校对学生过于放任。可悲可叹的是，这两种批评的声音至今不衰。今天，只有几十所零星散布在全美各地的学校还以“进步主义”自居，其中一部分学校创立于100 年前，更多的则在20 世纪60 年代后才建校。还有许多学校也许遵循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但选择回避这个被历史玷污的名号。至于其他成百上千的公立和私立学校，虽然它们偶尔会采用一些进步主义教育的做法，但只有极少的学生能像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那样真正获益于完整且精心设计的进步主义教育方案。
美国秉承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学校主要是一些星星点点分布在东、西海岸的小型私立学校，此外还有一些公立和特许学校。南部地区有几所这样的学校，中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包括芝加哥城区外一整个秉承进步主义的公立学区。当然，那些以为进步主义只能在条件优越的私立学校里实现的人，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些蒸蒸日上的进步主义公立学校的模式，例如，波士顿市中心广受好评的教会山公立学校、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奥德赛特许学校、纽约曼哈顿的第87 公立学校、俄亥俄州上阿灵顿的威克利夫小学，还有芝加哥西南部的纳马斯特特许学校。这些备受欢迎的公立学校证明这种教育模式并不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不依赖同质的富裕学生群体。不过，它确实需要训练有素且积极主动的教师。
可惜的是，“进步主义”这个词在公众视野中仍然和美国的左派政治纠缠在一起，而进步主义学校也继续被脸谱化为“放任纵容”“松松垮垮”“花哨无用”的学校。连那些少数听说过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美国人也大多把它看成明日黄花，而当代人普遍担心它对学生的教育缺乏严谨性和基础性。进步主义的污名影响之深，连我认识的那些全心全意致力于推行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人都谈“进”色变，急急忙忙地把有代表性的进步主义教育实践重新包装，换上像“21 世纪的学习”这种索然无味的名号。
对我来说，“不幸”二字已不足以形容我们的处境了。恰恰在进步主义教育理应得到复兴的时候，这样的趋势威胁到我们的身份认同和我们教育理念的完整性。今天的美国学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而且，和以前不同的是，我们有证据证明这种教育的有效性。大量研究显示，采用进步主义教育者发明的三个核心教育策略来培养新全球经济环境下最需要的能力是特别有效的。这三个策略是：（1）让学生投身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现在常被称为“探究式学习”；（2）用跨学科的方法教授知识和技能；（3）把教学内容组织成项目，现称为“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科学家也已证明，我们推进强有力的学习社区的建设，能够帮助年轻人杜绝诸如酒精滥用的高风险行为。
以上我所讲的都有助于阐明为什么进步主义教育者不该在这个时候背弃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再容忍断章取义的批评者歪曲这一教育传统。正相反，我们应该大声地讲出每一天我们在教室里看到的成果，这些成果理应分享给数百万美国孩子。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进步主义教育只会继续是美国教育中被埋藏的珍宝，仅供极小部分最有钱有势的家庭独享。
我来解释一下我的观点：近年来，硅谷大亨（包括已故的史蒂夫·乔布斯）4、上层政客和一大批好莱坞明星都送孩子上了进步主义学校。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和他的前妻玛利亚·施赖弗（Maria Shriver）对加利福尼亚州伍德兰山一所公立的进步主义学校给予了大力支持。除了少数特例之外，这些富有的特权阶层家长很少在公众面前谈论他们的选择，他们担心的可能是隐私和政治问题。此外，一旦让大众知道上这些学校需要不菲的财力，他们害怕因此受到评判或嫉妒。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的沉默都带来了同一个结果，即美国最有价值的教育创新，仍然几乎只有精英阶层才能享受。
美国正迫切地寻找能改良头脑和心灵的学校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的沉默格外让人失望。他自己小时候上的就是进步主义私立学校—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普纳荷学校，后来奥巴马夫妇送两个女儿上的也都是进步主义私立学校。她们先是去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这是一所由进步主义教育的开创者约翰·杜威在海德公园创办的学校；后来去了华盛顿特区的西德威尔友谊学校，这所贵格会学校虽然不用“进步主义”的名号，却符合进步主义学校的所有特征。美国教育部时任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而奥巴马政府前幕僚长、芝加哥时任市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的孩子们上的也是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
奥巴马的母校普纳荷学校创立于1841 年，是美国最老的私立学校之一，也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目前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共有3 750 名学生。虽然这个学校现在并没有称自己为进步主义学校，而是用了“创新学校”的提法，但它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杜威本人于1951 年对该校做了为期6 周的参访，他的两个孩子当时也在此就读。在一次采访中，学校主席吉姆·斯科特（Jim Scott）用“一个非常进步的地方”来描述该校。学校甚至还模仿顶尖大学设有公共服务中心，让学生和家庭可以申请参加志愿者服务。
奥巴马在普纳荷学校就读的时候，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和现在学校里20% 的学生一样，他也获益于学校的助学金。奥巴马也不是模范生，至少一开始的时候不是。5 在他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他提到当时自己和朋友一起懒懒散散地混日子，成绩很差。但在普纳荷的岁月对他影响深远，部分原因就在于学校的进步主义特征。2004年12 月，在奥巴马即将宣誓就职美国参议院议员之时，他重访了母校，感谢他的老师们看到了他在课堂里尚未展现出来的潜力。他们的鼓励帮助他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里表现出色。
让喜悦重归学习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数百万美国学生得到类似的机会—被赏识，被支持，从而发挥个人最大的潜力。这种教育与目前流行的严肃教学模式正相反，不会逼着孩子们去学习，不会用计算机读答题卡得出的分数来衡量他们的成长，而是用教育唤醒他们对学习的热爱，磨砺他们的品格，以及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尤为重要的是，这样学习好玩多了！因为，如果没有某种积极的动力，我们怎么可能期待孩子终身不断地学习呢？
乔纳森·伯克（Jonathan Berk）是一位金融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一门叫作“批判性和分析性思考”的课程。他几年前观察了他的两个女儿在帕克走读学校上学的情况，这让他对这种教育理念有了深入的思考。他说，那段经历改变了他对教育的看法，让他相信学生在体验到喜悦的时候，学习效果最好。
“我说的喜悦不是那种在游乐园玩了一个项目之后很开心的感觉，”他这样解释道，“我说的喜悦，是你经过努力掌握某种知识或技能带来的感觉。没有什么比从努力中得到收获更让人幸福了。”
从国家层面来说，这种智慧是我们曾经所熟悉的，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
那我们为什么把它忘了呢？
[精彩样章]
教室里的魔毯：
创设舒适的学习环境
魔毯旅行
12 个六七岁的孩子在一块9 平方米的森绿色地毯上或坐或趴，这发生在帕克走读学校苏珊·埃尔布老师的一年级教室。他们中有一半能静坐不动，另一半则扭个不停。他们前后摇晃，摆弄头发，互相碰撞，冲着埃尔布急不可耐地招手，想引起她的注意。
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地板上有两个塑料圆圈，不比孩子的头大多少，一个标着“需要”，另一个标着“想要”。地上还有一堆蓝色的卡片，每一张上面写着一个词或短语，包括“空气”“干净的水”“衣服”“狗”“玩具”“房子”“爱”。学生轮流捡起一张卡片，然后决定应该放在哪个圆圈里。
埃尔布欢快而有魅力，和40 年前我第一次听她上课时一样鲜活。在她的带领下，学生们正在同时学习许多东西。很明显，学生在分辨“需要”和“想要”的区别，他们的讨论生动极了：人如果没有住所一定会死吗？如果你不穿衣服，动物会更容易咬你吗？如果不吃饭，人可以活几天？他们也在学习维恩图，因为两个圆圈互相交叉以后，中间出现了一小块同时属于两个圆圈的新空间，这让学生看到有些人们需要的东西也可以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反之亦然。
最重要的是，孩子们也在学习提升专注力、自控力和同理心。即便他们看上去坐立不安，作为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只要埃尔布稍稍指导一下，他们就马上能做出回应。他们会举手而不是打断别人，大部分时候也努力去倾听其他人在说什么。
他们已经会安静地用手势来回应别人，而不必叫出声。双手比画引号表示同意，手掌上下切表示不同意。第三个手势是把大拇指贴在前额，意思是“我需要让脑子休息一下！”。孩子可以这样征求老师同意，去教室门口的蹦床上跳一会儿。埃尔布也有自己的手势，比如，她会把一个手指放在眉毛上，安静地鼓励孩子“思考一下”。
半个小时的课，只有一个小冲突：一个女孩放完卡片以后想回去坐下，另一个女孩不愿意挪开，把原来的位置还给她。
看到这里，埃尔布马上把课停了下来。
首先，她用班级公约提醒大家：“看到问题，采取行动。”
然后，她转向被挡住的女孩儿—现在她正抱着自己的膝盖，仿佛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小。
“朋友不给你让位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埃尔布问。
“不好！”她嘟嘟囔囔地回答。
犯错的孩子穿着时尚的打底裤和开襟衫，小心地看着同学的脸，感受着自己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她僵着身子，看上去很难受。
埃尔布已经准备好补救办法了。“我们回到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之前，重来一次好吗？”她笑着建议道。
全班的孩子看起来都松了口气。犯错的孩子咧嘴一笑，往一旁挪开，然后全班迅速回到了激烈的辩论中：利箭能不能穿过房屋把人杀死？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决定房屋是人们需要的东西而不只是人们想要的东西……
让我们舒服点儿
1928 年，纽约州布法罗另一所帕克走读学校的创校校长玛丽·哈米特·刘易斯（Mary Hammett Lewis）热情地分享了她在教室里所做的一点小改动带来的大变化。1 她在教室里增加了一块“让人感到温馨的大地毯，让我们像亲密的朋友般坐在一起，友好地分享我们的兴趣”。她原本只是希望用地毯淡化“僵硬的桌椅”带来的正式感，但后来她发现它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变成了我冒险旅程中的魔毯。”她写道，“学生走上地毯的那一秒态度就完全变了。语言课变成了各种经验的秘密分享。今天，地毯会变成早期的曼哈顿岛，而明天它又成了大探险家亨德里克·哈得孙（Hendrick Hudson）的船。”
虽然刘易斯多半不是第一个在教室里摆上地毯的老师，但她清楚地阐释了为何这个舒适的设置会成为进步主义教育者的标志。地毯鲜明地代表了这一核心想法：老师必须关注学生情感健康，才能促进他们的智力发展。我们
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全人”教育出发的。我希望让你看到，这不仅能给学习带来富有同情心的氛围，更会产生实际有效的成果。
我在美国各地参访进步主义学校时，看到只有很少几间教室里没有学生每天围坐的地毯，这多半是高年级教室。地毯传统背后的古老智慧可以一直溯源到卢梭、裴斯泰洛齐和福禄培尔，他们鼓励老师关注学生的身体、道德和精神需求。除了培养孩子们的头脑，教育同样要重视他们的身体和心灵。
在帕克走读学校，大部分老师会在地毯上开个晨会，然后开启学校的一天。在这块地毯上，老师重新查看当日的课表，学生们分享周末的见闻，许多班级还会练习冥想。也是在这块地毯上，学生们解决课间休息时出现的社交矛盾，复习行为规范，新的班级开始成为一个互相支持的集体。
对那些最年幼的学生来说，舒适的教室环境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仍在适应每天离开家进入学校的生活。但是随着学生长大，舒适仍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想一想，大学报告厅里的学生只能被动地坐着记笔记，而在舒适的大学研讨室里，学生坐在沙发和咖啡桌前，可能会被激发出完全不同的表现。研讨室和地毯一样都在提醒学生，他们可以放下戒备。在这样的环境下会产生更多的信任、更牢固的友谊，也会因此激发出学生的冒险精神、创造力和学习动力。
我之前提到过一位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任教的帕克走读学校的家长乔纳森·伯克。他说，他观察到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在地毯上的表现后深受启发，开始试着帮助他的学生更放松地学习批判性思维的艺术。“保持心态开放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容易，”伯克说，“因为它其实有点违背人性。所以我要尽我所能帮助学生让身体先放松下来，这样能减少思想固性，有助于他们彼此倾听。”
埃尔布在一年级学生面前精彩的表现，隐约让我们感到，这其实并不容易做到。如果老师的工作只局限在保证学生能成功记住拼写、公式和历史年代，那可简单多了。最好的老师在训练这些基本功的同时也会努力培养其他重要的学习技能，例如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步主义教育者受到的训练让他们在此之上还能同时关注群体气氛，照顾每个学生独特的个性、发育阶段进程、恐惧和焦虑以及在学校的社会地位。
老师的介入不能过度，尤其因为大部分老师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心理咨询训练。（埃尔布是个特例，她在职业生涯初期曾在纽约的一个儿童心理医院担任艺术治疗师。）但是，老师也不该忽略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佳实践，更重要的是，不能漠视学生的需要。他们明白，当他们投身教学时，有责任同时带着心灵和头脑。
我不是在暗示传统学校总是忽略学生的情感。大部分老师，无论在秉承什么教育理念的学校工作，都会费尽心思帮助学生处理操场上的矛盾，甚至还要解决学生家里的问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在过去20 年中，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意识到认知能力和情感发展的紧密联系，也开展了更多的教师培训来讲授“社会情感学习”（Social-Emotional Learning，简称“SEL”）策略，以帮助培养学生的“情商”。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出版了畅销书《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后，人们对情商的关注度有了极大提升。他在书中提出，像自控力和同理心这样的认知能力，相比于智商，对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有更大的影响。现在，美国已有49 个州设立了面向年轻学生的社会情感学习标准，而一群来自两党的众议员也致力于帮助公立学校增开社会情感学习课程。
即便有了这些发展，进步主义教育者仍可谓鹤立鸡群，因为我们培养学生的情商的历史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了。我们在这方面是老手，千百个情感成熟的毕业生就是证明。
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众多研究成果证明了全人教育这一进步主义教育的核心方法行之有效。
很多研究可以归结成一个简单的发现。压力会干扰学习，降低注意力和记忆力。无论你是战场上的士兵还是二年级学生，对威胁的感知会本能地激发你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这个现象于1932 年第一次被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沃尔特·布拉德福德·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记录下来，现在已广为人知。这个反应发生时，应激激素会涌入大脑，切断包括消化在内的非紧急功能，为身体快速反应做好准备。短期内，这个反应会阻碍高级的、复杂的思考、学习和记忆。如果反复发生，则会对大脑中负责学习和记忆的中心之一海马产生长远的损伤。
当然，学生需要一定的压力才会睁大眼睛并集中注意力，尤其男孩儿更是如此。进步主义时代的两个科学家罗伯特·耶克斯（Robert Yerkes）和约翰·迪灵厄姆·多德森（John Dillingham Dodson）在1908 年用一个经典实验描述了这个现象。他们发现，当小白鼠受到电击的时候会更有动力穿过迷宫。然而，如果电击的强度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小白鼠在迷宫里乱跑，无助地试着逃离。科学家用一条钟形曲线展示了峰值表现所需要的理想压力，压力超过这个程度后注意力和学习效果就会急速下降，后来人们称这个发现为耶克斯– 多德森定律（Yerkes-Dodson Law）。有趣的是，心理学教授特雷西·舒尔斯（Tracey Shors）和神经学家艾米·安斯顿（Amy Arnsten）发现，雌性小白鼠和猴子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时候可能表现更好。认知神经学家阿黛尔·戴蒙德（Adele Diamond）的研究发现人类女性可能也有类似的特征。
不幸的是，许多孩子说他们长期处于高压之下2，甚至觉得在学校受到威胁，有的是因为受到嘲笑或霸凌，有的是因为来自考试成绩或评分上的竞争压力，也有的是来自老师的压力，因为老师自己也有提升班级成绩方面的压力。这特别让人忧心，因为相比于成年人来说，孩子的大脑仍在迅速发展，因此受到长期高压的损伤更大。斯坦福大学的脑神经科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是研究压力的顶尖专家，也凑巧是科尼岛的约翰·杜威高中的校友，他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用萨波斯基的话说：“我刚才告诉你的关于压力对成年人大脑的影响，放在10 岁孩子的大脑上，会放大10 倍。”
这既让人觉得伤心又让人感到讽刺：在我们希望帮助学生提高成绩，尤其在提高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成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为他们的失败做准备。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西恩·贝洛克（Sian Beilock）读书的头三年是在帕克走读学校上的，她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例证。贝洛克在其著作《超常发挥》（Choke ）里写道，美国有很多上幼儿园的孩子已经开始“数学焦虑”了。“我们必须在学前阶段减少孩子们的压力。”她说。作为负责任的科学家，她谨慎地不依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去推论，但是她也补充说自己非常有幸可以在一个没有标准化考试的环境中度过最早的学习时光。
联结感最重要
一个多世纪以前，进步主义教育者就明白，如果学生没有承受过度的压力，那么更积极的情绪就会成为他们强大的动力。举例来说，学习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社交行为，因此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强有力的联结，对学生来说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激励因素。
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连续几年鼓励学校增强他们的“联结感”。疾控中心对联结感的定义是学生相信同学和老师将自己作为个体来关注。该中心的研究显示，联结感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也能提高他们的终身健康水平。在帕克走读学校和其他的进步主义学校，我们一直力求创建一种校园文化，让孩子感到自己有价值、受尊重，也能注意到别人的心理需求，从而形成牢固的师生、同学关系。
这种做法的好处也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3 从1994 年起，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支持研究者开展了一项针对青少年的迄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长期研究，其中他们采访了七到十二年级的12 000 名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同学和校领导。他们发现，在学校有牢固人际关系的学生不仅成绩更好，也更少发生旷课或霸凌同学的情况。
斯泰西·威尔曼（Stacey Wellman）是研究校园牢固人际关系的权威专家。凭着她的4 个硕士学位和对最新脑科学研究的了解，她在伊利诺伊州温内特卡公立学区担任全职言语治疗师，常给家长和老师们做讲座。温内特卡也是美国唯一一个秉承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公立学区。威尔曼的核心观点是，孩子的学术和情感发展都依赖牢固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她建议老师在每学年开学的前三周集中精力来构建班级集体凝聚力的原因。
回想一下雇主在招聘时最感兴趣的特质：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合作能力，威尔曼的建议就更有意义了。一个允许犯错的安全环境可以推动这些能力的培养。而且越早开始越好！在埃尔布的一年级教室里，天花板上挂着一条玩偶蛇，上面贴着一句标语：“在这个教室里，我们不怕错误。”
威尔曼说她在自己班上努力营造这样的氛围，一部分原因是她知道有些学生，尤其低年级学生，他们还太害羞，不敢举手参加讨论。她在课上不会随机点名提问，也不会故意“逮”住某个学生提问，而是会给每人发一个题板，让学生在题板上写下自己的想法或问题，只有她能看到。“如此一来，我马上就知道班上有多少学生理解了我刚才讲的内容。”她说。给高中生上课的时候，她有时会让学生在社交软件上给她留言。这种模式比大部分传统教室有更多协同合作的空间，也让老师能实时了解他们的教学效果。
在帕克走读学校，我们总是在找平衡，既要在智力上挑战学生，也要在情感上让学生感到安全。埃尔布和一年级学生在地毯上发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教给学生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这个宗旨。比如，从入校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教他们称别的同学“朋友”。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全都会成为挚友，但我们想鼓励学生们形成友善待人的风气。这也是为什么在埃尔布处理一个学生没给同学让出位置的情况时，她选择了这样的句式，她问受伤的女孩：“朋友……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
开学的第一天，每个帕克走读学校的幼儿园小朋友都会和一个六年级的大朋友结对。大孩子会带小孩子参观校园，和他们一起吃饭，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到了寒假，六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已经了解了结对的小朋友的各种有趣的信息。他们会创作一个短篇故事，主角就是他们与之结对的幼儿园孩子。他们给故事配插画，装订成书，并在寒假前的最后一天作为礼物送给结对的小朋友。
另一个让学生产生认同感的是方式是把学校的墙装饰成展示学生作品的展板。在展板上贴的那些绘画、照片、诗歌和作文，要好几个小时才能看完。
老师的问候和激励格言也占据了墙壁的一大部分。中学校长办公室的门上贴着对来访者的承诺：“我会通过问问题来试着理解你。”旁边有一张图，上面罗列了所有帕克走读学校老师的个人小细节，其坦率程度会吓到我小学时的修女老师们。图的标题为“我带着真正的自己来到帕克走读学校”。每个工作人员写上自己的名字或想用的昵称、种族、害怕的东西、梦想、喜欢的和讨厌的东西等。一位老师写到她害怕“不公平”，她“不为人知的才能”是“烤美味的红丝绒派”。另一位老师敞开心扉，说她最大的恐惧是她的孩子会搬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就像她在1976 年离开她的父母那样。
我们也喜欢用直接的方式提醒学生要用符合道德和情感的方式来处事。六年级人文教室里贴着这样的承诺：“我会放慢节奏深呼吸，我会记得心怀感恩。”
2003 年，《圣弗朗西斯科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报道了在伊拉克因集束炸弹致残的9 岁男孩萨利赫·哈拉夫在帕克走读学校的生活，称我们这个充满人性关怀的社区是他的“终极灵药”。为了把体内和脑部的弹片取出，哈拉夫在一年中动了好几次手术，期间他也获得全额奖学金并在帕克走读学校就读。在他入学前好几周，许多学生就开始和他交朋友，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情况以后写了祝他早日康复的卡片送到医院。入学后，同学们对哈拉夫是如此热情，他在学会基本的英语之前就有了好几个至交好友。他在班上讲了他如何在他家附近的河里捉鱼，以及他在晚上看见野猪和土狼的情形。这些讲述都是先用阿拉伯语说给翻译听，翻译再译成英语讲给同学们。上次我和他联系的时候，哈拉夫已经和他的爸爸在加利福尼亚州永久居留下来，也开始了他的高中生活。每一个帕克走读学校的学生都因为那一年能够了解他而受益良多。
让孩子做回孩子
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出生于20 世纪初，读的是进步主义小学。他写道：“好学校送给孩子的礼物是忆起童年时那种金色的满足感。童年不是一段通往更有价值生活的路上必须匆匆度过的一段时间，而是对人生秘境探索的愉悦起点，让人充满感恩。”4 这段话今日读来简直古雅离奇，因为社会的要求给孩子的压力在他们从幼儿园毕业时就开始了。我会在第3 章中深入探讨竞争越发激烈的环境，在这里我要讲讲日益拥挤的教室。
我们早就知道，低师生比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对孩子有益。作为教育者，我们可以看到班额越小，低年级的学生越有安全感，每个孩子所能得到的培育和关注也越多。1989 年田纳西州一项标志性的研究5 也证明了这些益处。该研究共有来自339 所学校的6 500 名学生参与。研究发现班额更小的班级里师生关系更好、纪律问题更少、学生更有动力、成绩更好、退学率更低、教师的工作热情也更高。小班额甚至还影响学生的长期健康水平，因为高中毕业生比肄业生的生活习惯更健康。尽管有着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些低师生比的益处，但是低师生比仍是资金充裕的私立学校才能享受的特权，而大部分公立学校的班额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衰退有时减少有时增加。
自20 世纪70 年代起，美国的许多州在学术研究成果的引导下投入资金降低师生比。公开数据显示，2009 年时，美国公立小学的师生比已经降低到1 ∶ 15.5，而在私立学校则是1 ∶ 12.1。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数据包括所有拥有教育资质的教职员工，比如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也就是说学校里的实际班额比这个数据更高。
然而，在2009 年6 月以后，随着经济大衰退，全美有超过30 万个教师岗位被削减，师生比提高了4.6%。6 这些数据来自白宫2012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报告中也预测这个趋势只会进一步恶化。据我观察，确实如此。
帕克走读学校是个例外。我们始终将平均师生比保持在1 ∶ 11。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班额都是16 人，而高年级每班也从不超过20 人。我们也知道，这是许多私立学校的特权：我们的高学费让我们有条件雇更多的教师来保持小班额。（自费上帕克走读学校的家长每年需要支付20 000 ～ 22 000 美金的学费。）正因如此，我非常敬佩那些通过牺牲其他方面来保持低师生比的进步主义公立学校。“我们在做预算安排的时候，总是把学生放在首位。”艾拉·加文斯（Ayla Gavins）说。她是教会山学校备受尊重的校长，这所小规模试点公立学校位于波士顿市内城区，招收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学生。“我们问自己，我们的学生最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就围绕这一点开展工作。”教会山学校没有副校长，也没有全职体育教师，但是每个班的学生人数都不超过18 名。
保持低师生比另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是，近年来，从脑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的突破成果中，我们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方式千差万别。这些差别不仅包括最极端的学习差异，例如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学生，也包括相对普通的差别，例如无论什么年龄，不同的学生会对不同的信息（如图片或文字）的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处理速度。
教师若要理解每个孩子的最佳学习方式，并为其提供一定程度上个性化的课程，是需要花费很多额外精力的。帕克走读学校以提供个性化教学方法而闻名，这也是为何我们的学生中被确诊为学习或行为障碍的比例近30%，这个比例是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些孩子的父母中有许多在经济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来保证孩子能有一个安全的学习场所。
作为校长，我不仅尽力了解孩子们确诊的学习障碍，也关注每个学生的常规发展，这有时让家长们颇为惊讶。
大约10 年前，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和妻子画家朱迪斯·贝尔泽（Judith Belzer）从康涅狄格州搬来加利福尼亚州，送他们的儿子艾萨克来帕克走读学校读五年级。在接下来几年中，艾萨克需要适应陌生的西海岸文化。他的性格中带着东海岸的尖刻，在六年级的时候，他和西班牙语老师起了冲突，我请波伦和贝尔泽来我的办公室谈一谈。
波伦后来告诉我，那天他以为我会狠狠地批评他们的儿子，而我却在谈话开始时首先告诉他们，考虑到艾萨克的年龄和境况，他所做的是符合预期的行为，这让他们不禁有些惊讶。我告诉他们，在艾萨克的年龄，想要逆反是很自然的，而西班牙语课对他来说是一个做出叛逆行为的安全环境。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是合适的，也不意味着他不需要纠正错误。我们要求他向老师道歉，但是我也想让他的家长知道，帕克走读学校的政策是不把任何孩子当作坏孩子看待。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这么一句名言：“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这是我们进步主义教师的理想。我们需要不断考量和平衡我们维护制度的需求（包括教师把控课堂的需求）和孩子个体的需求。
“孩子们在学校学习的大部分内容是如何成为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艾萨克的父亲波伦最近告诉我，“如果你想做的教育比这更有趣、更复杂，那可难多了。”
当然，帕克走读学校对学生需求的高度关注也不是所有老师都表示赞同。这个价值观需要老师、家长以及校长之间充分的沟通，这样每个人的感受才能被理解和尊重。在过去的28 年里，我开过无数次既漫长又复杂的会议，我得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去沟通、妥协。最终，如果我们的工作成功的话，所有的人会为了孩子得益而合作。
我得承认有一个秘密帮助我一直坚持下来。我在帕克走读学校工作期间，会在周末和晚上兼职做高中和大学的篮球比赛裁判。这个工作和我在学校“罗杰斯先生”一般的角色形成了完美的对位关系。裁判从不需要和任何人达成共识。他吹一声哨子，就那么定了。
也许，我会渴望在一个非黑即白和当机立断的世界里幸福地释放自我，获得我自己的“全人”成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