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李井奎：堕胎议题撕裂社会
图源：电视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在《堕胎妇女或生命权》中，年轻的博士马亚尔对某个女病人的案例进行思考：“女人被男人诱奸后抛弃了，但法律对男人几近犯罪的行为却束手无策。医生出于同情或怜悯，为被骗的女人实施堕胎时，却冒着吃官司甚至坐牢的危险，几近受到法律的惩处。”
堕胎，似乎是道德、精神、伦理、政治和文化冲突的交汇点。就在昨天，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并将大幅限制或禁止堕胎的权力交给各州应对。
这项裁决挑战了现代美国的生殖自主权，引发了新一轮的美国政治风暴。至此，美国女性“失去了联邦宪法赋予的堕胎权”。
堕胎权支持者在抗议/图源：美联社
如果回溯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美国，也许我们会对#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判决#有一定预判。2020年，特朗普提名了巴雷特接替去世的金斯伯格，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曾在公开文件中写到，“堕胎总是不道德的。”
为抵制巴雷特继任大法官，美国妇女组织曾发动了超过400场妇女大游行。彼时，经济学家李井奎正在哈佛大学访学，真实感受到了美国的疫情冲击与大选喧嚣。其以经济学的逻辑和对美国历史、文化与政治的理解，执笔剖析了美国的各种社会现象。
在美国，为什么堕胎议题会撕裂社会
李井奎，写于****2020年10月24日
摘自《在哈佛看美国》
艾米·科尼·巴雷特被提名大法官/图源：CNN
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10月22日上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特朗普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的提名。
特朗普提名巴雷特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巴雷特是在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之一的鲁斯·金斯伯格去世之后被提名为大法官人选的，而金斯伯格是出了名的自由派，一生为追求妇女平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巴雷特这位几乎肯定能够获得提名的继任大法官却是一位典型的保守派，她是强烈的反堕胎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倡议保守的家庭观念。巴雷特鲜明的反堕胎主张，使她备受争议。而她自己的生活，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她的信念。
她养育了7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从海地收养的孤儿。她最小的儿子患有唐氏综合征，据说每天都需要由人背着上下楼梯。唐氏综合征筛查是产前筛查必须做的检查，但巴雷特仍然坚持生下这个孩子，由此可见她对堕胎这一问题的态度。
“罗伊诉韦德案”****：
妇女的选择自由权优先**？还是胎儿的生命权优先？**
图源：电视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所谓反堕胎运动，是有人倡导通过法律禁令和其他手段来禁止任何形式的堕胎行为。
在美国，人们在对待堕胎的态度上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堕胎，主张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合法堕胎可以减少非法堕胎行为及降低孕妇死亡率；一派则反对堕胎，强调人类胚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因此不能随意被他人剥夺生命权，并有必要确保母亲和胎儿的生命权。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兴起，大部分西方国家陆续将堕胎合法化。在美国，1973年发生的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确立了堕胎合法的先例。
1969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女服务员珍妮·罗伊（化名）因意外怀孕，想要寻求堕胎。在得克萨斯州，只有因强奸导致怀孕才能合法堕胎，于是罗伊在朋友的建议下谎称自己遭到强奸。然而，因为没有警方出具的报告证明其遭到性侵，所以这个办法没有取得成功。于是，罗伊去了一家地下堕胎诊所，但她发现那家诊所也已经被警察查封。
万般无奈之下，1970年，罗伊起诉代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指控得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认为该法律侵犯了她的“隐私权”。经过将近3年的上诉，1973年1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以7:2的结果，最终认定得克萨斯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
联邦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判决，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中关于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了堕胎的合法化。
堕胎合法化一度导致美国妇女堕胎人数激增。根据相关统计，自1973年以来，美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堕胎，占每年怀孕妇女总数的1/5。在每年的怀孕妇女中，大约有100万人年龄在15～19岁，有3万人不满15岁，其中半数以上的怀孕少女以堕胎方式终止怀孕。
罗伊诉韦德案之后，美国的堕胎争议并未止息。反堕胎人士开始组织起来，表达对堕胎法令的不满，这些反对人士大部分都是保守派或天主教徒，而巴雷特法官既是保守派又是天主教徒。
甚至有一些反堕胎激进分子表现得像恐怖分子一样，曾有一位名为保罗·希尔的极端分子，就因杀害堕胎医生而被处以极刑。据说他在死前仍毫无悔意，还认为自己会在天堂获得丰厚的奖赏。罗伊诉韦德案的背景本身非常复杂，正好处在美国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堕胎争议的焦点在于，到底是妇女的选择自由权优先，还是胎儿的生命权优先。
支持堕胎的大多是自由派人士，他们都像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一样，深受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思潮的影响，认为妇女有生殖自由的权利和选择的权利。而反对堕胎的人士则认为，婴儿也有生存的权利，尤其是在妇女受孕的晚期，胎儿已经成型，此时堕胎无异于杀人。
枷锁与责任：
聆听女性的声音，而非审判席上的白人男性
图源：电视剧《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因为堕胎问题长期以来引发的争议，罗伊诉韦德案的影响相当于在美国引发了第二次内战。巴雷特在提名大法官中遭到主张堕胎的自由派人士的反对和抗议，正是这种影响的体现。
自特朗普上台之后，反堕胎主义开始占据上风。这几年，美国有多个州的议会相继推出了限制女性堕胎的法案，其中亚拉巴马州议会于2019年通过的法案，禁止了绝大部分堕胎行为，除非怀孕会对妇女造成生命威胁，因强奸或乱伦造成的怀孕也不例外。几乎与亚拉巴马州同时，密苏里州议会也出台了反堕胎法案，称只要有胎心跳动就不能堕胎。
胎儿的生命权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决定权，这两者的冲突，构成了注重权利的美国社会的根本分歧。但也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
美国哲学家朱迪斯·汤姆森的名篇“为堕胎辩护”，提出了著名的“捆绑的小提琴家”的例子，说明这两者之间并无冲突：
汤姆森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例子：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跟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绑在一起，你们两人身上都插着管子。医生告诉你，只有你的血型与小提琴家一样，如果不把你们通过管子连接在一起，小提琴家就会死。
但不用担心，9个月后，小提琴家就会痊愈，到时候你就可以离开。而如果你现在拔掉管子，小提琴家就会死去。这个时候，应不应该允许你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呢？
汤姆森举的例子是对妇女怀孕的比喻。在这个例子里，小提琴家有生命权，我们并不否认，但不能因为他有生命权，就得出他有你为他提供身体供他使用的权利。你选择继续提供身体来帮助小提琴家痊愈，并不是因为小提琴家的生命权，而是出于你的慷慨，最重要的是你同意这样做。
女性怀孕，是慷慨地选择了以自己的身体满足胎儿的需要，而不能说明为了保障胎儿的生命权可以要求她这样做。而选择结束妊娠的女性，就像拔掉管子的你，并没有违背道德上的要求，女性没有这样的义务。
如果说胎儿的生命权与女性自主权没有冲突，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聆听一下女性自己的声音？毕竟，是她们在更多地承受怀孕的负担以及之后的养育责任，而不是许多州议会中认定女性不能选择堕胎的白人男性。
堕胎议题撕裂社会**：**
犯罪率大幅下降，在于曾经的堕胎合法化
关于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所带来的影响之探究，最值得品味的当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史蒂文·莱维特关于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的研究了。
1989年，美国的犯罪率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在此之前的15年中，暴力犯罪率蹿升了八成。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犯罪率却突然开始持续下降，下降到了40年前的水平，足足下跌了40%，完全出乎所有犯罪学家的预料。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犯罪率的显著下降呢？
犯罪学界给出了各种解释，比如治安办法的改进，政府在制止暴力犯罪方面投入了更多的警力，监狱关押了更多的罪犯，等等。但是，很遗憾，这些解释在数据上都得不到有效的支持。
正当学术界对此重要现象大惑不解之际，莱维特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在于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
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有着内在的关联。一般来说，选择堕胎的大多是单亲妈妈，生活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如果不允许堕胎，这些孩子生下来，势必得不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就会成为日后犯罪的潜在人群。莱维特教授使用了严谨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得出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在抑制犯罪方面的影响。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一开始看到反堕胎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议题时，是十分困惑的。美国社会对权利看得很重，政治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冲突和分歧。
堕胎议题就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多棱镜，它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对权利的不同意见。但究其根本，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对于权利本身并没有异议，他们所争论的只是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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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注定要载入不断向前延伸的当代世界历史。新冠疫情大范围扩散，中美贸易冲突频发，又逢美国总统大选，在这三个重大事件叠加的背景下，李井奎教授进入哈佛大学访学，在美国度过了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年。
在这个神圣的学术和理论思考高地，李井奎用经济学思维作为利器，冷静又不失温度地观察和思考美国社会，给我们带来新时代、新视角下的美国印象。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细心观察，他书写了新冠疫情对美国造成的冲击，以及在疫情和大选背景下美国社会暴露出的种种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在世界经济和历史的大变局中，这样的反思将帮助我们认清能促使如今人类社会经济增长和增进人类福祉的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体现出一位精英知识分子的智慧、责任和人文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