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文化厅长的心理学家，逝世17周年 | 村上春树：阅读他，犹如跑步一样治愈了我
1994年春天，在普林斯顿的第一次见面，让村上春树印象最深的，是河合隼雄的眼睛，“总觉得有些黯然无神、深不见底。这个说法也许不好，但我感到那绝非寻常人的眼睛。”
村上春树一向不喜欢交往和应酬，就连诺贝尔奖提名，在他看来也是“不怎么合我的心意”。但与河合隼雄的相见，让村上春树太过记忆犹新，以至于多年以后还被他写进书里。
河合隼雄与村上春树
河合隼雄是一位拥有多重身份的传奇人物： 日本第一位荣格学派精神分析师；前日本文化厅厅长、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走进内阁的学者；家喻户晓的畅销书作家。
河合隼雄在就任文化厅长期间，他坚持每月同一位名人对谈：作家白洲正子、画家安野光雅、宗教学家山折哲雄、诗人谷川俊太郎、评论家柳田邦男、建筑家安藤忠雄……当然也包括村上春树。他们共同探讨人类心灵深层的问题。
河合隼雄（1928年—2007年）
在临床咨询的过程中，河合隼雄发现，许多心理问题的症结是“自我”的缺失，无法和“整体”融为一体。河合隼雄通过对东亚文化中“自我意识”的提炼，逐渐创立了一套适合东亚人文化特质的心理咨询法。
2007年7月19日，河合隼雄因病逝世，享年79岁。日本民众感慨：日本再无心理大师。村上春树也感慨：再也找不到这样能理解我的人了。去世17年，河合隼雄的书籍和思想，仍在“解救”着更多东亚人。再次与你分享他的著作，以及村上春树在自己书中对这位智者的书写。
《怀念河合隼雄先生》
你好，河合隼雄先生
我很少称呼别人“某某先生”，唯独对河合隼雄，每次都不知不觉就管他叫“河合先生”，很少喊他“河合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到了现在，仍旧会自然地称呼“河合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河合先生，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河合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客座研究员，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到他来的前一个学期，两人恰好失之交臂。我那时已前往波士顿近郊的塔夫茨大学，在那里教日本文学课。
** 因为在普林斯顿待过两年半，结交了许多好朋友，所以时不时开车去普林斯顿，就是在那里有了与河合先生相遇的机会。只是十分抱歉，河合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物，我那时还不太了解。**
以前我几乎对心理疗法、精神分析这类东西毫无兴趣，河合先生的著作一本也没读过。我妻子是河合先生的粉丝，好像在热心地读先生写的书，但我们夫妻两人的书橱泾渭分明地一分为二，就仿佛从前的东西柏林一般，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读河合先生的书。
不过，她极力游说我：“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但这个人你应该去见一见，肯定会有好事的。”于是我也觉得“既然如此的话”，便决定去拜访他。
她之所以说“他的书不是非读不可”，我猜大概是觉得小说家和创作者这类人尽量不去读分析类的书为好。我也基本赞成这个意见，因此（这话不宜外传）几乎没有读过河合先生的书，只读过先生写的一部荣格评传。顺便一提，卡尔·荣格的著作，我连一部都没有好好读过呢。
总而言之，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见到了河合先生。
慢慢浮现的“村上春树”
两人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初次见面的印象是“好一个寡言而阴沉的人”。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眼睛。该说是两眼发直吧，总觉得有些黯然无神、深不见底。这个说法也许不好，但我感到那绝非寻常人的眼睛。似乎颇为凝重，是隐含深意的眼睛。
**我是一个小说家，观察人是我的工作。仔细观察，姑且做一番粗加工，但不作判断，一直留到必须要判断的时候再说。**所以这次也一样，我没有对河合先生这个人作任何判断，仅仅将那双眼睛的奇妙模样作为一条信息留存在记忆里。
而且那一次，河合先生几乎没有主动开口，只是静静听我一个人说，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似乎在眼眸深处思索着什么。我也不是个话多的人，因此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仿佛被沉默占去了更多的时间，他对此也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
总之那是一次稍稍有些怪异的面谈，或者说会面。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尤其记得清清楚楚的是那奇异的眼光，真是难以忘怀。
不过到了第二天，再次见面时，一切都改变了。
河合先生突然变得很快活，眉飞色舞，连珠炮似的说着笑话，表情也陡然变得明朗起来。那双眼睛宛如孩子的眼睛般明亮，清澈见底。几乎令人目瞪口呆：仅仅一夜，一个人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吗？
于是我恍然大悟：“是啦，昨天这个人是有意把自己置于被动状态。”大约是抹杀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接近于无，试图将对方的“存在状态”自然地——比如说作为文本——原封不动吸噬进去。
明白这一点，是因为我也时不时做这样的事情。尽力屏息凝神，将对方的模样原原本本地接受下来，尤其在做采访时更是如此。这种时候集中心力聆听对方发言，抹杀自己心中意识流般的东西。做不到这样的切换，就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听别人讲话。
我在几年后撰写《地下》这本关于地铁沙林事件的书时，就持续了整整一年这样的工作，那时肃然想到：“咦，这岂不是与河合先生当年所做的一样吗？”在这层意义上，河合先生的工作与我们所做的工作说不定有些相似的地方。
再次见面时，河合先生积极回应我的话，对我的提问也有问必答，交谈十分有趣。我想，可能是河合先生将模式由“接受”切换成了“交流”。从那以后，我们就平平常常地见面闲聊，海阔天空无话不谈。
这大概说明我基本达到了河合先生的“基准”（好像有点恬不知耻）。我自以为是地这样理解。自此以后，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地相谈甚欢。每次交谈总是和和气气、十分愉快，当然，我从中获益匪浅。
至于都说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几乎记不起来了。要是留下些记录就好了，可那都是把酒言欢，左耳进右耳出、边说边忘，没办法啊。
凝视人的灵魂深处
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都是先生总不离口的那几个令人无语的俏皮段子，比如像这样的东西：
我担任“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座谈会主席的时候，还是小渊总理的时代，前去出席过一次所谓的内阁会议。那一次，大概是有什么事吧，小渊先生迟到了。其他内阁成员都到齐了，正在房间里等着呢。“对不起，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只见他一面口中客气地道着歉，一面走进来。哎呀，做总理大臣的可真是伟人哪！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用英语道着歉走进来的，嘴里念念有词：I'm sorry,I'm sorry。
说起来有点那个，不过就类似这样，河合先生的俏皮段子就是所谓的“大叔笑话”。但我觉得，那原本就是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的东西，不然就没有了意义。我想那对于河合先生来说，恐怕就像“除魔”的行为。
河合先生作为临床专家面对咨询者，很多情况下，得随着咨询者一起下降到灵魂黑暗的深处。这往往是伴随着危险的工作，弄不好就会迷失归途，一去不返，说不定从此便沉沦在深深的黑暗中。
日复一日，他坚持着这种费力的本职工作。为了摆脱这种地方像线头一般紧紧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恶的气息，就不得不满口说些无聊又没有意义的俏皮段子。每当我听到先生那些松散的段子，心中就会生出这样的感触。或许我过于与人为善了。
**顺带一提，在我而言，“除魔”的方法就是跑步。算起来也坚持跑了大约三十年了，我觉得自己是通过每天出门跑步，把因为写小说而纠缠上来的“负面气息”摆脱干净的。**我心下暗想：比起松散的俏皮段子，跑步起码还不至于让周围的人感到无力，岂不是为害较少吗？
刚才说过，我们虽然见面交谈，但说了些什么几乎都没记住。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那可能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因为最重要的与其说是谈话的内容，不如说是我们在那里共同分享了某些东西，是这种“物理性的真实感”。我们分享了什么？
以一句话来说，我想应该是故事这个概念。故事就是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也是理应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正因为它存在于灵魂的最深处，才能在根本上将人与人串联起来。
我通过写小说，会日常性地下到那个地方去。河合先生则是作为临床专家面对咨询者，日常性地前往那里，或者说不得不去。我有一种感觉，河合先生和我可能是“临床性地”相互理解。尽管没有特意说出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就像凭借气味了然于心一般。我至今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一定有过某种与之相近的共鸣。
能让我产生共鸣的对象，至那时为止除了河合先生，一个人也没有，说实话，现在仍旧是一个人也没有。
近年来，“故事”一词常常被人说起，然而当年我说出“故事”这个词的时候，能将它毫厘不差地以正确的形态——我认定的形态——实实在在地予以综合理解的人，除了河合先生便再无他人了。
而至关重要的事就在于，传出去的球是否被对方用双手牢牢地接住、能否毫无遗漏地得到理解，无须说明、无须理论，会清晰明确地反馈回来。这样一种感受，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乐事，它会成为至高的鼓励，让我切实地感到自己做的事情绝对没有错。
迄今为止，我在文学领域里从来没有感到过可以与之匹敌的实实在在的鼓励。这对我来说是件有点遗憾的事，也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还是一件伤心事。但唯其如此，河合先生才成了一位超越专业领域的卓越大度的人。
最后，我想为河合先生祈求冥福。我真心期盼先生能更加长寿，哪怕只多一点点，只多一天也好。
